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壳,而术语则是知识在语言中定型后的表现。在全球范围内,术语的命名与传播机制不仅受语言结构的影响,更与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息息相关。对比中英文语境下术语的构造与传播,可以发现一个颇具张力的现象:英文术语多趋向简明,强调沟通效率,而中文术语则往往趋向复杂化,有时甚至显得晦涩。这种差异并非偶然,而是多种文化与社会机制交织作用的结果。

在英文语境中,术语的形成往往是为了服务某一具体的实践目标,强调概念的功能性与可操作性。例如,在统计学中,“bias”(偏差)和“variance”(方差)这两个词汇,本身在日常语言中就存在明确含义,学术上的引申也较为自然。又如“bug”这个词,原意为小虫,被借用到软件领域后用于描述程序中的错误,简单易记,迅速传播。同样地,像“cloud”(云)、“stream”(流)、“token”(令牌)等术语,也都是在原有日常语义基础上,通过类比或隐喻迅速转化为专业术语的。这种语义延展机制不仅降低了理解门槛,也便于术语进入大众语境。

而中文在翻译与创造术语时,往往倾向于提炼抽象概念,形成较强的“汉语化”表达。例如,“variance”一词,在英文中的日常含义是“变化”,而中文则使用了一个较少出现在日常对话中的复合词——“方差”,使得其一开始就显得更学术化,离大众语境较远。再如“幂等”、“迭代”、“语义”、“元宇宙”、“区块链”这些词汇,在术语化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显著特征——试图建立概念的唯一性与权威性,而非首先考虑其可理解性或传播性。

这一现象的根源,可以从术语构建的文化倾向中找到端倪。英文术语的简洁,并非一味追求口语化,而是源于其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知识构建传统。在英美学术传统中,许多概念的提出者往往是工程师、企业家或实践者,他们更看重的是术语的易用性与执行力。而中文术语的晦涩化,某种程度上与汉语书面传统密切相关。中国古代长期以文言为正统,书面语言天然具有高度的凝练与抽象性,术语的构建往往与“提炼核心含义”和“显得高深”相绑定,这种习惯延续至今,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现代术语的译制方式。

但除了语言与文化传统,更深层次的动力来自社会心理结构与知识权威的建构逻辑。在现代社会中,知识的专业化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种“门槛”,术语便是这个门槛的一部分。在部分中文语境下,术语的复杂化不仅是传达知识的工具,更承担着区隔“内行”与“外行”的功能。一些学术领域甚至商业领域,刻意采用复杂词汇来树立专业权威,使术语成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。例如“迭代”这个词,在不少初学者看来晦涩难懂,但在产品经理、程序员圈层中却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,甚至成为判断“是否专业”的标志。

有趣的是,在术语传播过程中,“太通俗”有时反而会遭到部分接收者的轻视。在某些语境中,若一个术语过于贴近日常语言、缺乏“技术感”或“抽象性”,就可能被认为“不够专业”或“难以形成权威”。这也导致一些译者在翻译术语时倾向使用较冷僻或生造词汇,以求获得更高的“学术感”或“专业性”。这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策略,既有“传递知识”的考量,也有“建立权威”的隐性动机。

总而言之,术语的简化与复杂化,不仅是语言层面的技术选择,更是文化、心理与社会结构交织的结果。中文语境下术语偏向晦涩的倾向,并非源于个别译者的故意设置门槛,而是在权威建构、知识壁垒、语言传统与认知习惯等多重力量影响下的自然产物。在面向未来的知识传播中,如何在准确性与可理解性之间取得平衡,将决定术语是否真正具备生命力。而中文术语若能在保留文化独特性的同时,更多引入以沟通为本的理念,或许能走出晦涩化的窠臼,迎来一种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命名文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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