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,山姆会员店的一则新闻引发了不小的争议:有会员发现,店里开始出售一些普通超市常见的商品。这本是零售调整策略的一部分,却在社交媒体上激起了许多山姆用户的愤怒。有评论称,这是对会员身份的“侮辱”;还有人质问:我们付费加入山姆,是为了获得差异化和品质感,不是和非会员抢一样的白菜。

乍一看,这不过是一次商业策略的微调,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触动了社会神经。其实,从这场”山姆风波”出发,我们不难窥见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现实:中产阶级的幻觉在崩塌,而这场幻觉的破裂,并不止于消费层面,而是一整个阶层身份焦虑和社会结构不稳定的投射。

所谓中产,在中国是一个极具迷惑性的概念。在欧美社会,中产阶级通常有明确的界定:稳定的高收入、可继承的资产、明确的阶级归属、强有力的法律保护。而在中国,这个概念更像是一种社会想象:拥有一套房产,有辆车,孩子能上个好学校,有一定的消费能力——在外在形式上与精英相似,但在内核上却缺乏真正的保障。

中国的中产,大多建立在不动产泡沫、过度教育投资、以及消费幻觉的基础之上。他们的“安全感”,并不来源于制度保障,而是一种向下比较的心理机制——我不是送外卖的,我不是农民工,我有一张会员卡,我能去山姆。我和“那些人”不一样。

正因为这种区别如此脆弱,他们才格外需要用消费来巩固这层幻象。他们不仅需要大包装的牛排、进口奶酪和冷藏扇贝,还需要山姆会员门槛背后的“身份优越”。这是一种微妙的情感:不是商品本身值得高价,而是高价让你感觉自己值得。

于是,当山姆引入了大众商品,那些在拼多多、社区团购中司空见惯的低价日用品,中产幻象的神圣感顿时破裂。他们的愤怒,不是真的因为商品不好,而是因为山姆在“拉低身段”。当山姆选择向更广泛的群体开放时,那些原本在山姆中找寻“我是少数人”的心理慰藉的用户,感到了羞辱。他们没有意识到,这种羞辱感本身,就暴露了他们不是真正中产的事实——他们只是暂时在消费上离底层远了一点,却始终没有摆脱成为目标被收割的一部分。

他们对底层的排斥,其实是一种恐惧的转移。现实中,他们的财产大多集中在房产上,而中国的房产市场正在急速冷却;他们的孩子承受着教育内卷的折磨,但上升通道越来越狭窄;他们的收入依赖于体系运行的稳定,而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这种保障。

他们并非不知道这些危险的信号,但他们不敢承认。承认就意味着幻觉破碎、体面剥落、焦虑无处藏身。所以他们更需要强化“我不是他们”的幻象,哪怕这个“他们”只是收入低一点、穿着土一点、或者逛不起山姆的人。这种心理就像站在冰面上跳舞的人,需要不断告诉自己:“冰不会裂”。

山姆的商业逻辑当然是清醒的。他们的门店开始下沉到三四线城市,商品结构也在调整以满足更广泛的人群。这无可厚非,因为山姆终究是零售企业,不是阶层俱乐部。但正是这种理性经营的行为,激怒了那些在山姆里找到了“社会身份寄托”的人。

这场风波的荒谬之处在于:他们明明没有制度性的特权,却一心要做体制的同路人;他们明明面临着与底层人类似的失业、内卷、收割,却依然执着于制造“我比你们高”的区隔。他们不是权贵,却喜欢以“比你体面”的方式苛责比他们更苦的人。他们的幻觉来源于体制给的幻灯片,而他们还在为体制的幻灯片欢呼。

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:中国中产不是改革的推动者,而是秩序的拥护者;不是变革的先锋,而是幻觉的守卫者。他们不断地提醒底层要努力、要上进,却从不质疑努力通道本身的虚假。他们骂躺平,却不敢直面体制的闭环;他们怕失控、怕混乱、怕真相,所以更需要消费神话、品牌俱乐部、教育焦虑来强化一种“我还在线上”的自我催眠。

但真实的社会结构不会因幻觉而改变。当经济进一步承压,教育资源进一步压缩,阶层通道继续塌陷时,曾经以为自己“不是底层”的那部分人,将会最先被打回原形。而底层人并非永远沉默。他们不仅有想要爬上去的渴望,也有一旦机会来临就推翻幻觉、分配财富的潜在意志。

历史上,每一次社会动荡,首先受冲击的都是这些“自以为稳”的中产。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来自保,也没有足够的底子来退路。他们之所以短暂体面,是因为他们踩在制度的幻觉上。而当幻觉碎裂,地面消失,他们也将跟着一起坠落。

山姆撕破的不是品牌光环,而是一整个阶层幻象的遮羞布。那些愤怒的会员,愤怒的不是商品,而是自己正在滑向现实:原来你和“他们”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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